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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下政党的人文基础与党的群众基础三题
更新时间:2003-9-11 11:28:14  来源:www.wokankan.com  作者:逝宇  阅读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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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阶级理论实质上是团结人们的人文理论,中国共产党是在阶级理论的指导下完成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的。在新时期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们要在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基础上让中华民族走向富强,承担起本民族应该承担的世界责任。“周虽旧邦,其命唯新”,阶级理论与群众理论既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自毁长城,更不能以左倾教条主义的形式把阶级理论当成个人窃取国家权力的工具,胡乱裁剪现实,制造分裂、斗争与内乱,危害社会主义伟业。在新时期下,党的阶级理论与群众理论应该获得全新的内涵与外延,在新的历史使命中发挥新的历史作用。为完成此项任务,我提出以下三题,期能抛砖引玉,与大家共同研讨阶级理论新问题:

党的阶级基础与党的群众基础的原初含义与历史背景
老子说:“知其子,守其母,没身不殆”。子虽万变,母却唯一,故曰:万变不离其宗。只有坚守阶级理论的原初含义与历史背景,才有可能使原来的阶级理论焕发出新的光辉,以万变立于不败之地。
阶级理论最初虽然以阶级的形式出现,但其原初含义却并不是为阶级划分而阶级划分,而是要团结绝大多数人,改变一个为上麻木不仁,为下冷漠认命的不合理社会。
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是:社会上层人士对各种不合理现象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社会底层人士一盘散沙,冷漠认命;阶级与阶级之间等级森严,择业不自由;穷国与富国之间依靠武力欺压维持一种不正常的殖民与被殖民关系。阶级理论横空出世,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团结起来,成为改造社会的主力军,在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专政的伟大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占有重要历史地位。
党的阶级基础与党的群众基础的价值取向
阶级理论的原初含义决定了党的阶级基础与党的群众基础的价值取向。如前所述,阶级理论的原初含义是:以团结改造社会,以斗争驱除麻木。在一个麻木不仁的社会,阶级划分的形式简便易行,富有号召力。在价值取向上,阶级并不完全具有或者完全等同实质意义。党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的价值取向是:以社会主要力量为依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殖民)压迫与(封建)专政独裁,建设一个没有任何压迫,只有自由、竞争、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理想社会。
“剑为双刃,利在取舍”。在原初含义的指导下,紧紧把握党的阶级理论的价值取向,我们取得过巨大的成绩。在当时,我们把主要力量定位为工农,把压迫定位为外部殖民压迫与内部封建专制以及蒋介石的独裁。我们让优秀知识分子进入党的领导层,而不以其是否出身于工农为依据的务实做法,有效地突破了阶级形式的桎梏,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保证了党的先进性与群众性。从这个层面来说:阶级理论,利莫大焉!
一个好的东西如果忘却其原初含义,在具体应用中取舍不当,不但不会获得利益,而且有可能产生极其有害的结果。在过去,阶级理论常常被有野心的独裁者、争权夺利者滥用,他们将阶级形式化、教条化、简单化,借阶级之名大搞清洗,苏联有过,红色高棉有过,中国也有过。可以说:任何阶级清洗都是违背阶级理论初衷的做法,最终必然损害团结与党的事业。即便是在党掌握政权以后,滥用阶级理论也有可能丧党亡国,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例证。正因为看到了阶级理论的负面作用,邓小平同志才果断地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这个层面上说:阶级理论如果为独裁服务,替清洗异己、篡夺国权者作伥,害莫大焉!
新时期下党的阶级基础与党的群众基础的划分
俗话说:“万丈高楼平地起”。建设一个先进的政党,必须要明确自己的基础,明确谁是我们的主力军,谁又是我们的友军。因此,阶级理论并没有过时,还能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发挥重大作用。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那么,在新时期下,如何运用过去的阶级理论理解“阶级、群众、社会”的逻辑关系,科学划分我们的主力军、友军和不明势力,显得至关重要。
一、我们的阶级基础也就是我们的主力军,是指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
工人阶级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老阶级基础,不能丢。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尤其是冷战结束,民族独立和国家政权巩固以后,我们的主力军大大增强,职业划分因为择业自由而弱化,我们的阶级基础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的中国人民和遍及全球的中华民族子孙。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先进的政党,才能继续取得领导中华民族复兴、中国统一、世界太平的资格,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就是要把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的中国人民和遍及全球的中华民族子孙作为完成民族复兴、世界太平新任务的主力军,共产党则自觉以此为基础,当好他们的“先锋队”。
二、我们的群众基础也就是我们的友军,是指全世界范围内一切爱好自由、维护人权与和平,促进平等竞争,反对独裁专制与压迫,支持中国经济建设与政治文明建设的平等待我之国家与民族。
共产党的本质是领导自由解放事业的政党。江泽民同志指出:“看一个政党是否先进,……主要应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一直以自由解放为目标,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自由解放,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还是自由解放。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将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建立在全世界追求自由解放的最广大的人民之中,在整个二十世纪掀起了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占世界3/4以上的人口唯“自由解放事业”马首是瞻。建国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短视、争权乱国,使得部分国家的共产党主动放弃了对自由解放事业的领导权 ,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差异、冷战思维与雅尔塔体制的禁锢,使得我们的群众基础与马克思主义者初期的设想相比有所削弱。
冷战结束以后,意识形态不再是国际交往的障碍,使得我们的群众基础空前扩大。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审时度势,继续担当自由解放事业的急先锋,尽快抓住历史机遇,与时俱进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速度。改革开放为我们党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使我们党无论在经济体制、政治文明、意识形态方面都有了正确的理论、路线、纲领。外因与内因的综合影响,使得我们党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成为可能,同时也使我们党摆脱其他国家共产党因左倾教条主义而丧党亡国的覆辙,继续领导人民的自由解放事业成为可能。
现今世界所有国家与人民都在在为自由解放事业努力奋斗,都是我们的友军。我们与友军的关系既是相互合作、相互沟通、互通有无、睦邻友好的关系,也是自由解放共同道路上互相竞争的关系。由于自由解放事业曾经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落入低潮甚至被左倾教条主义者完全断送 ,使得我们的友军呈现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老牌发达国家,他们虽然并非十全十美,但他们的经济建设与政治文明建设的成绩不能否认。第二个层面是新兴中等发达国家,如亚洲四小龙等,他们曾经与我们同属不发达国家之列,因为改革使其自由解放事业暂时领先我们一步,成绩很大,经验不足,问题不少。第三个层面是不发达国家,他们社会矛盾较多,正在改革但改革进程缓慢。
“权者,天下之柄,执则失之,为则败之。”我们的号召力,不取决我们执掌的权柄有多少,而取决于我们在自由解放事业中的先锋模范表现怎么样。回顾历史,各国政党的兴衰都与全人类的自由解放事业息息相关,在最困难时期,许多国家的共产党虽不掌权,却与千百万民众一起,为了自由解放,抛头颅、洒热血,充当急先锋,最后自得其权,理所当然地获得了人民的爱戴和国家的政权;在国家政权建立以后的大好时期,经济、法律、意识形态领域的自由民主解放事业百废待兴,各种竞争刚刚开始,部分国家的共产党却将自由解放放在脑后,搞起个人崇拜与教条主义,内部争权夺利,大搞阶级清洗与斗争,最后自失其权,理所当然地失去了人民地爱戴和国家政权。
自由解放事业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她是没有止境的。故毛泽东在进城之初,先提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胡锦涛在执政伊始,重温“两个务必”,用心良苦,寓意深远。就我们现在的客观情况来看,要想在世界范围内充当自由解放的急先锋,首先必须正确处理好同友军的关系。我们与友军的共同事业是全世界人民的自由与解放,我们自己首先必须搞好本国人民的自由与解放。对待友军,第一是学习,第二是竞争,第三是示范,示范可遇而不可求,切忌自封。为了共同的事业与本国人民的福祉,对先进经验视而不见不行,闭门造车更不行,只要是有益于自由解放的做法,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做法。只有把这些有益的经验全部学到手了,我们才有可能展开竞争,取得胜利,获得示范效应。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海纳百川、虚怀若谷的气度无人能比。早在民国建立之初,孙中山先生就提出以俄为师,为国际关系之特例,显中华民族之博大。在各路友军中,美国历来以自由为旗号,美国的号召力也来源于她所领导的自由解放事业,如果我们现在能够以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抛弃前嫌,在世界事务中向美国学习,提出:中美一致,大国协同,世界联合,为全人类的自由解放事业奋斗终身。中国的形象与地位立马改观,我们不但能够广泛联络世界80%以上的先进力量为我所用,而且能够借助友军的帮助,发挥自己人多的优势,在世界和平稳定,人类自由解放的伟大事业中取得主动权与领导权,为世界立下不朽功勋。尤其重要的是:以自由解放为目标,会使一切无休止的争论与内斗烟消云散,整个民族会达成空前的团结与一致,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世界俯首、万民景仰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三、自由无敌,我们的社会影响力是我们对主力军、友军以及不明势力的影响力。
我们的社会影响力,取决于我们对世界自由、富强事业的贡献。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民族。早在1936年,毛泽东就提出了建党的目的是国家强盛、民族自由,他在致蔡元培先生的信中写道:“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之林。”(《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7页)他认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57、89页)就会被开除球籍。
以自由为目标,世界无敌。自由无敌包含两层意思:首先,自由本身不可战胜,有化恶为善之奇效,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以自由为目标,我们无所畏惧。其次,以自由为目标,我们不再有敌人。因为自由解放事业只为自己赢得朋友,不可能为自己树立敌人,即便是独裁者,也在追求他们自身的自由,在自由面前俯首帖耳。
自由无敌,并不等于自由无需保护,自己的“自由解放急先锋”的形象无需宣传。“祸福无因,全由自生”,作为一个执政党,一个国家的代表,一个民族的形象,如果不但不能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保护其钟爱的人民,反而因其“与自由解放为敌,与专制独裁为伍”的错误言行招致全世界的敌意,使其国民在其他国家遭受嘲讽、歧视与欺压,其结局必然是非常悲惨的。目前对中国的敌意主要来自不明势力,他们或是黑社会、或是恐怖组织、邪教组织,还有一些受暴力推崇者甚至是独裁者控制的国家政权,这些国家与社会的民意被完全歪曲,对形形色色的恐怖组织、类似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的做法下产生的民意、选票或者对中国的所谓支持,我们都应该引起警惕。另外,歧视、仇视、欺压中国人与中华民族的外国叛乱分子即便在友好国家也时有出现。这些地方的民众向往自由解放,但舆论惯性和言论管制常常使得民众被彻底蒙蔽,中国被妖魔化为一个与“自由解放”相对立的力量,使得这里的民众对中国的一切嗤之以鼻,对中国的强大充满畏惧,心怕一个强大的与“自由解放”为敌的妖魔,最终会以其强大损害他们乃至全世界人民爱之甚于生命的“自由解放”。后者需要以我们自己的行动与大面积的正面宣传来解决。在这个问题上,虽然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党史历来都以民族与全世界的自由解放为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后,江泽民同志也在多个场合多次重申“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是爱好自由的民族”,但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恐怕难以迅速消除左倾教条主义者仇视“自由解放”言行带来的足以亡党亡国的消极影响。因此,在现阶段,与“自由解放”为敌就是与全世界为敌,尤其是与共产党的本旨为敌,放任“与自由解放为敌,与专制独裁为伍”错误言行的存在,不旗帜鲜明地反对专制独裁、不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的“自由解放急先锋”形象,都是非常危险的举动,会给自己找来无穷祸患,万万不能掉以轻心。
只要我们一如既往地以全世界人民的自由解放为目标,全世界的民众一定会以我们为友,全世界别有用心的不明势力与暴徒一定不会对本土以及世界各地的中国人轻举妄动,歧视、欺压中国人。做“自由解放的急先锋”,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世界的贡献,就是我们党应该具有的在全世界无处不在的最基本、同时也是最大的社会影响力。

作者简介:
李纪兵 法学硕士 中南大学法学院讲师 湖南长沙 410083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jbhn@sohu.com;电话: 010-62516164 ; 13520451101; 0731-883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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